小宇 - 年华锦

其实很少在自己的博客里转文章，只是在看过这一篇之后，眼睛总觉得酸酸的。我从来不和别人讲我的故事，就是提到了也很快的三言两语的岔开，至于我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家庭里，我想这只是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最清楚，只能与自己分享。

我从来没埋怨过爸爸没能在那次打击过后坚强的站起来，没能给我一个殷实的生活，没能像别人的家长一样让我之后的工作变得顺理成章而不费周折，甚至都没能力帮我交出在北京可以买房的那些首付。可这些对于我来讲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因为我从来都相信其实靠自己也可以。我知道之后的这些年里，他有多么的无奈。除了脸上出现的那些岁月刻画下的痕迹和头上渐渐浓密的白发之外，更多的时候他都喜欢不断的讲述那些沉碎的老故事，关于他当年是多么的风光。我知道一个人重复的回忆只能证明他现在过的并不好。所以我喜欢在他讲那些我听过无数次的故事的时候，每每都露出第一次听到时那般的表情。我想我和老爸都心照不宣的小心不触碰到那些事情，只是我真的知道每次回家时候他的兴奋，他的殷勤，他的孩子气以及在我离开前夜的彻夜难眠都在尽力弥补在他看来的那些卑微，关于不及别人父母的卑微。我常告诉他，其实我真的没什么要求，关于生活的要求，只要他和妈妈健健康康的，至于其他的对我来说真的没那么重要。我总担心如果有一天他们都不在了，我该怎样，想着想着就有了想哭的冲动。其实我并不那么坚强，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一个人时的坚强和努力能够让他觉得心安，可我不知道除了这些我还能做些什么。

用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珍惜我们能够拥有的所有的时光，不牵强，不难过……

 仅以此文献给你和我的父亲 —— 小杰

生活是个你欠我，我欠你的游戏。

欠了，却没机会还，就是遗憾。

可是还了你的，说不定就欠了他的。如何还得清呢？

所以总归还是遗憾。许许多多的遗憾。

只好在某一个傍晚，独自面对着落日，纵容一下这许多的遗憾。把它们化作几滴泪水，流出来，姑且轻松一下，释放了自己。

1

五岁那年，有一次我生病。父亲用单车载着我去医院。是一个清凉的早晨，龙潭湖的柳树刚刚抽出些嫩绿的枝来。父亲的单车在铁路路基下面的小径上颠簸。那路基很高很陡，高过了头，有火车飞驰而过，仿佛紧贴着头顶，铺天盖地，震耳欲聋。
风大起来，带着些沙石。早春的风，冰凉而且干燥。我用滚烫的额抵住父亲的背，把脸藏在他棉衣里。那棉衣柔软厚实，藏在里面，那头顶上轰鸣的列车，还有夹带着沙石的风，便似乎都离远了些，不甚要紧了。
父亲把车直接推进医院的职工停车处。医院门外有为病人准备的停车场，但那是要缴费的。父亲尝试着同看守车棚的老人寒暄。老人起初怒目而视，父亲说他在卫生局工作，老人绷紧的面孔立刻舒缓了。团团的白气从父亲口中滚出来，扩大着，然后就消散了。两条青色的鼻涕，从他鼻孔一直拖到唇际。我觉得这是多么有趣呀，原来父亲也会像我一样托着鼻涕。
医院里永远闻得到浓重的来苏水味。我有些惧怕这股味道，每次闻到它，我便联想到打针。我不怕吃药，但是害怕打针。冰凉的绵签儿在屁股上画着圈儿，增加了恐惧气氛。准备着准备着，针头真的扎进了，心里却还是猛地一颤，眼泪立刻就想落下了。
父亲原本是医生，后来做了卫校的老师。他的医术或许比那给我看病的大夫还高超许多。因为那大夫在给我看病时，不住地问父亲：孙老师您看呢？开什么药呢？我的生杀大权，其实是掌握在父亲手里的。
坏的事情果然就发生了。我依偎着父亲坐在注射室门口的长凳上。初春时节，医院里的病人似乎也比别时多。等带注射的队伍排得很长。除我之外，还有另外几个孩子，都目光呆滞不声不响地坐着，他们似乎根本不知道，那最可怕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在他们身上。
我却缠着父亲，希望说服他不打针。我说我可以吃药，多苦的药我都不怕。就是不要给我打针。
父亲看着我，眼神终于透出犹豫来，我于是纠缠得更加努力了，竟然硬生生挤出几滴泪来。父亲皱起眉，似乎果真在仔细思考着打针和吃药的取舍了，那青色的鼻涕，在不知不觉中又淌了下来。
又过了许久，父亲突然自言自语：吃红霉素吧，不过可能会刺激胃的。我立刻说不怕！不怕肚子疼！
父亲笑起来，纠结的眉也舒展开了。他抱起我向医院外面走，脚步很轻快。
父亲从来就是没有原则的人。他惯坏了我，使我长大以后辜负了他。

2

高考过后的那个夏天。一辈子里最空虚的一个夏天。似乎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毫无乐趣。生活没有丝毫的意义。
北京的污染想必是很严重的。白天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云。整座城市仿佛永远都被混浊的雾包裹着，静止在空气里的尘埃，冲击着鼓膜的噪音，令人心烦意乱的闷热，都被包裹住了，丝毫也透不出去。窗外树枝上的蝉叫得很嘹亮，夏天是属于它们的季节，不属于我。没有哪个季节属于我。
一个异常闷热的下午，窗外很昏暗。
父亲躺在床上看报纸。我缩在他床头的沙发里，望着房顶的裂缝发呆。据说，那些裂缝是唐山地震的产物。对于那次浩劫，我只记得零星的片断，有趣的，却不恐怖。
不知不觉中，我那自私的烦闷，突然膨胀得不可收拾了。
终于，我对父亲说，我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如果立刻就死去的话，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父亲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他我和女友分手了。我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再交女朋友了。
他大笑。他说这没什么。他还说你太小，不懂事，以后长大了，自然什么都明白了。
我于是再次努力去交女朋友。在大学里，我交过不少女朋友，也知道女孩子有女孩子的好处，我想我长大了，却并不觉得快乐。
我没有再向父亲提起这档子事情。他也不曾再过问过。我偶尔把女友带回家，他总是非常热情地接待，态度甚至有些卑微，完全没有家长的尊严。
我无所谓。我带女朋友回家，原本就是为了让他高兴的。他高兴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一阵子，我突然特别恋家，星期六下午没课，中午下了课午饭也不吃就急着往家赶。父亲总是准备了很丰盛的饭菜。我喜欢父亲做的四喜丸子和红烧肉，今天想起来，那仍旧是绝世的佳肴。
吃完饭，我们一同看电视。看到深夜。其实真正的观众只有我，父亲早已坐在沙发里睡着了。有时他边看电视边读报纸，此时那报纸便盖在他胸前，他熟睡的时候有节奏地吹气，那报纸的一角就跟着颤动。老花镜后面闭住的双眼被放大了，有些夸张而不真实。
星期天的上午，我们会一同去公园散步，有时是天坛，有时是陶然亭。父亲总带上相机，他喜欢拍照，我却很反对这费时费力费表情的活动。我不如何迁就他，他的相机便总是派不上用场。然而，他仍旧一出门就把相机带在身上。
他告诉我，我小的时候，是多么的喜欢照相。
星期天的夜晚，吃过晚饭，父亲总亲自送我到公车站。等车的人很少，路上的车却很多。车灯成双成对，在眼前川流不息。远处林立的楼房，多亏得点点的灯光，才显出雄伟的形状来。很高大却有些诡秘。
那许多的灯光后面，是渗透着深红色的黑。都市特有的颜色。
车虽然多，我要乘坐的公车却步履姗姗。车上很空，不难找到座位。隔着玻璃窗，父亲仍旧站在车站前，身影越来越模糊，融进一片闪烁的灯光里。

3

大学二年级的冬天，特别的冷。
下雪了，整个清华园被漂白了。大家集体逃课，围着宿舍楼打雪仗。武勇的男生，索性端了整脸盆的雪守在阳台上，专等有女生从楼下经过。聪明的女生夺路而逃。不太聪明的——也许是有性格的——银装素裹地站在原地愤怒地瞪着楼上，结果招来更多的雪球。最终还是逃了，不过损失却格外惨重。
我正和隔壁宿舍厮杀得难舍难分，父亲却来了。他带来了大包的冬装。
我有些难堪。我不是小孩子了。同学们会怎么想呢？
我面红耳赤地敷衍着父亲。
父亲看出了我的难处。他说要立刻赶回家去，边说边开怀地笑。他嘴角还挂着些冰渣。从我家到学校，平时两个小时的车程，下雪的日子，恐怕要加倍了。
我却忘记了留他吃午饭。
我站在阳台上继续厮杀，父亲走出楼门口。臃肿的身影过了小桥，蹒跚着，在旁边宿舍楼的拐角处消失了，留下一串又深又大的脚印。
我赶下楼去，赶过小桥，隐约又看到那身影，正经过十食堂的大门。我奋力赶上去，唤住他，叫他同我一起吃午饭。他回转过身，更加开怀的笑。他两腮正通红着，鼻子下面又托着清鼻涕。我小时候见过的。此刻，却觉不出有趣了。

4

和我的同学们一样。我也要出国。出国便有一片广阔的天空，任我自由地飞翔。为了签证，我准备旷一整天的课。我提前一天赶回家。家距离领事馆更近一些。
前一天的晚上，我把闹钟设在五点。第二天一早，闹钟响起来，却已经七点了。我赶到领事馆门口。父亲正坐在从家里搬来的小板凳上。他告诉我，他拿到了最早的号，领事馆一开门，我马上就可以进去了。也许还赶得上下午的课。
父亲的眉毛上凝着霜。那眉毛原本就是花白的。他何时就等在这里了呢？我不敢想。
我从他手中接过小纸片，他的手冰凉着，似乎冻结了很久的冰。

5

我到美国的第三年。父亲来探望我。
他初来的时候，任何事情都觉得新鲜。每逢节假日，我便驾车带着他四处游荡。父亲终于问起我女朋友的问题。我说吹了。他沉默。
整整一周，他每天给我做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饭菜，却不如何同我交谈。他的兴趣仿佛都被世界日报吸引了。
直到周末，我开车带他到海边。对着落日，他突然告诉我，这许多年，他读了很多有关的书籍。他说只要我快乐，他就满意了。
他的声音那么平静。也许是海的波涛过于汹涌了。我们坐在一节断木上，看那硕大的夕阳沉到云里。
我们原本期盼着看它落进海里。然而，天边却总是有云。
没过多久，父亲开始觉得闷了。他经常告诉我，他的身体不舒服。他怀疑自己得了各种疾病。
父亲原本就是有些疑神疑鬼的。也许，所有的医生年老了都会如此。只是此时他越发的寂寞，这疑虑就越发严重起来。
我有些不耐烦了。我带他去看了几次病。医生似乎比我更加的敷衍。父亲很不满意，他开始认为美国不好。美国的医生也没水平。
父亲更加频繁地抱怨。我于是更加不耐烦。我的语气也变得生硬起来，抬杠般的。
父亲却仍旧是依顺着我的。我发火，他便不再言语。
他仍旧给我煮我最爱吃的四喜丸子和红烧肉。煮完以后，他低声下气地告诉我，他要回国去了。
他只在美国住了三个月。
海关我是进不去的。我只好把父亲托付给一个不认识的中国人。父亲脚步很犹豫，不停地回头。尽管如此，他还是紧跟着那陌生的中国人，有些担心被他丢下了。那人并不如何耐心。父亲终于跟着他走远了。提着黑色的提包，退休老干部的样子。
机场大厅的地板很明亮很光滑。我却有些迈不开脚步。我决定等到飞机起飞才离开，尽管我看不到那飞机。
机场的大楼是密封的，却仍然听得到飞机起飞的轰鸣声。然而太多轰鸣声了，我不知道哪一阵才属于那国航的航班。

6

我回到家里。
父亲在我的书桌上留了一个信封。里面没有信，只有一摞黑白的照片。照片上都是童年的我。
我笑的很夸张，有些傻的样子。手里举着五分钱的牛奶冰棍儿，膝盖上还涂着紫药水儿。
有些照片上也有父亲。头发是漆黑的。脸上也很平坦，没有现在那许多纵横的沟壑。

7

父亲回国后不到半年，我找到了自以为准备共度一生的人。我拥有了崭新的生活。美国毕竟是好的。这里的天空很宽阔，由得我任意地飞翔。
父亲却突然写信来。他诊断出了癌症。
我赶回国，帮助他联络做手术的医院。他比以往更加优柔寡断了。
我满心焦急。日子一天天的过，父亲却一直拿不定主意去住哪一家医院。越分析，就越发地觉得，每个医院似乎都是一个陷阱，每个大夫似乎都是一个庸医。拖得久了，医院的病床也不是随时有的。大夫们的态度也愈发地生硬起来。
我急了。我去住院处送红包，一百美元换来当天的床位。我高着声音替父亲拿主意。我替他收拾行装，立刻就要把他送进医院里。
父亲的表情犹豫而且有些委屈。我狠着心，不由分说地把毛巾牙膏和肥皂放进脸盆里。
父亲恳求我，在住院以前再去游览一次陶然亭公园。他使用着孩子般的语气。如今他的发几乎是全白的了。
我点点头。他喜形于色。
他快步走进卧室里。转回来的时候手里握着那古老的相机。他用试探的目光望向我，有些忐忑似的。
我说带着吧，我很想照相。他快乐极了。我却几乎落下泪来。
陶然亭的柳树刚发芽。早春的季节，园子里仍旧是光秃秃的，只有那湖水散射出些动人的光彩来。
我们不停地照相。枯黄中带着点绿色的草地，刚发芽的柳树，有些动人却又有些寒冷的湖水，都用作了背景。
天很快就黯淡下来。起了风，仍旧带着冬天的凄厉。我把父亲送进医院。他的病房里很温暖，但充满了来苏水的味道。病房里还有别的病人，四处悬挂着点滴瓶子，纷乱地纠缠着的管子，运输着食物，或者运输着氧气，或者运输着尿液，或者是其它的东西。
父亲的眼神并不如何坦然。我知道，他愈发地恐惧了。
晚上九点，我必须离开了。父亲终于又犹豫着开了口。他说他仍旧觉得这家医院不好。那将要为他动手术的医生没有经验。他恳求我为他换一家医院。
我说不用了。据我的了解。这是动这种手术最拿手的医院，那医生也是最有经验的。
父亲仍旧恳求我，说也许可以不做手术。应该试试放疗或者化疗，或者中药治疗。他说他在报纸上读到很多广告，似乎很灵。
我告诉他不要相信报纸。我告诉他既然来了就在这里治。我的声音有些高，周围的病人和家属都看向我。
父亲连忙说好，就在这里动手术。这句话他重复了好几遍，似乎再无任何怀疑了。
护士把我赶出病房。我却担心起来。这一晚，我怕父亲是无法入眠的了。
我走在街上。风更加大起来，已经完全是冬天的风了，没有丝毫的春的气息。冰凉的颗粒落到我脸上，竟然下雪了。满街的车灯。车灯后面是繁华的都市。多了很多霓虹，就添了不少色彩。但背景却仍旧是那渗透着些红色的黑。那是都市特有的颜色。
我突然想起五岁那年，在医院注射室门外的事情来。那时，我祈求着父亲，就如同他刚才祈求我的样子。
他抱着我，凝着眉仔细地权衡。而我，却没有耐心，至少做出些在思考的模样来。
父亲什么事情都依顺了我，我却从不依顺他。我甚至逃到美国，寻找一片自由的天空。
我想回头再看一眼医院。
我却实在没有勇气回头再看一眼医院。
如果上苍能够原谅我的话。
我把医院甩在背后。我离它越来越远了。